钟声记事

吉力立 66 届

试把记忆倒回到整整半个世纪前。法国梧桐夹道廊立的复兴路上：清晨，走进敞开的位育中学校门，扑面而来的是十几块一人高的黑板象整装肃立的礼兵迎接人们走进校园。工整齐刷的书写，生动活泼的排版，使我这个才被录取入校的中一学生流连止步。这，就是“钟声”。然而没有料到的是，“钟声”竟和我五年的位育学习生涯息息相连，并在几十年后依旧记忆犹新。去年九月在明尼苏达的校友聚会时，几位现任钟声报编辑要我写篇短文，记叙当年参与办报的经历。在我日益陈旧生锈的脑硬盘里，这段记忆已渐行渐远，再不搜索恐怕就将永远消失了。

钟声始于何年，要请更资深的校友来引证。我是在中二时作为预备抄写员被钟声招募的。当时的总编辑是任德铭，一位高三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且英年早逝。钟声二字据说就是出自他的首创，并成为日后所有刊头的楷模。当时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以有机会为钟声报抄写为荣。但每星期三下午，当编辑把一张勾画整齐的手稿交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大都不明白也不屑知道这份壁报运转出版的详情。

据我所知，钟声每期十几版的内容，并无 “上级”布置，基本上是由总编辑领导下的编委会决定并征稿。总编辑由校学生会指派，任德铭的继任是伍幼威（亦是北美校友）；伍幼威以后即由汤沐黎和我负责。宓执新后来也受团委指派参与编辑工作，与我们愉快共事。每个年级设一名钟声编委，每班设一名通讯员， 大都由主动热心而又有文笔功底的同学担任。去年不幸早逝的67届校友覃雪芝和65届校友陈文乔都曾是编委成员。现在北美的校友朱凯靖，徐承一，肖亦麟，郑慧敏等，亦都是当时的干将。编委会议常在北楼侧自行车棚旁边的一个小屋里进行，但每周一期的出版，则完全是有规律的运转。编委除了按总编辑的意图约稿写稿，也常常主动向通讯员们征稿。偶尔，校长或团委书记等学校领导也会按局势需要向编辑部发出指示，集中宣传报道某一方面的内容，比如学习雷锋，评审三好五好学生，等等。作为一个学生壁报，钟声的政治倾向在六四年以后渐趋明显。这时，编辑部常会写一些‘社论’，‘特写’之类文章刊登在头版或显著位置，宣传当时的中心任务。特别报道学校的‘风云人物’，如学生党员，团委和学生会主席， 以及表彰优秀集体，先进事迹， 也常是注目标题。当然，同学们更加青睐的，则是那些切合实际，文笔犀利的短文。

编辑工作的重要部分是改稿。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切靠纸靠笔，在原作者的初稿上涂写勾略，以适应内容和版面需要。尽管编委们尽心尽力，但每周要确定十几版的内容，最后定稿还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汤沐黎家住襄阳公园对面的高塔公寓，我们周二常在他家工作到深夜，直到每份稿子都能被抄写员看懂为止。当然，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经常海阔天空地谈论些不着边际的话题， 例如人类是否会进化成只有一个手指按电钮（汤氏科学假设）等，也是常事。，这时，沐黎妈妈就会来关心询问，有时招待些点心，使我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夫人和剪辑前辈。而沐黎爸爸汤晓丹则深居简出，很少露面的。这些日子，我们两人结成的亲密友谊，让我们共同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直至今日未曾淡薄。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粉笔是何物。但五十年前学校的一切宣传，从形式到效果，从吸引力到感染力，都要靠粉笔。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板书，美工。当年全校名列第一的抄写员非矫桂瑾（矫瑜老师的弟弟，也是北美校友）莫属。他的字体娟秀而有内力，颇见功底。覃雪芝的字工整奇特，独树一帜。现在能回忆起参与抄写的北美校友还有荣兆丰，如果我把那位遗漏了，在此致歉。沐黎和我也常常得临时上阵，聊以补缺， 以我目前仍愧于见人的书法， 真不知那时怎么敢露脸。但沐黎更重要的任务是排版，把色彩，动感，视觉冲击力带到这一字长蛇阵的十几块大小一般的黑板上。标题是用仿宋，隶书，草书；立体，斜体，还是用双勾，都由他决定。现在位育校友会刊上的‘钟声’二字，即是 他的手笔。要用粉笔信手创作图画，须有很大才气。除了沐黎本人（当初即显露绘画天赋），中五（3）班的沈家驹是另一位高手。他的漫画生动诙谐，让人叫绝，总能吸引大群观众。我在位育的五年期间除了寒暑假，从未记得钟声有任何一周开个天窗，哪怕是一个版面。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钟声长廊就变成了大字报的世界。至于以后钟声是否恢复，何时恢复的， 则必须由文革后毕业的位育校友来续写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这钟声将永久地回荡在耳边，萦绕在心中，永不消失。